[51]杨小敏的《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式之改革》一文则系统阐述了改革现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式的主张，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式以客观意义上的食品安全风险作为理论预设，以专家知识作为评估依据，然而社会风险具有社会建构的属性，专家知识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应基于新的理论预设，对风险评估的组织形式、结构、范围和方法做出改革。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大规模施行始于2003年非典事件，短短十余年间，利于问责文化培育和发展的客观环境还没有真正建立。需要注意的是，问责决定主体在选择问责方式时，应当重点对问责对象是否具有责任豁免与责任减轻等情节予以考虑，以确保最终责任的认定与其主观过错程度相适应。

[1]课题组曾在2011年7月至2011年12月专门对1144名学生、87名各学校的中层领导以及42名各学校校级领导（涉及约86个城市）开展问卷调查。然而，中央层面的问责法尚未出台，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的相关规定也不完善，尚未形成对该领域整体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法律保障。问责的范围只能是特定的，且必须与其所担负的使命相匹配。部分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和学校管理人员认为学校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无需受到监督与制约，否则会对学校的工作起到阻碍作用，这些认识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问责制在实践中遭遇软阻抗。[3] 第三，对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认识不到位。

因此，对于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的具体适用，还需要问责主体重点考量以下几个因素：学校突发事件的起因、造成的损失大小以及社会影响程度、教育部门的监管职责、所涉学校的校长及副校长的领导责任、直接岗位管理人员的主观过错程度及其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等因素。[6]参见胡建淼等：《领导人行政责任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V. G？tz，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Vertrauensschutz， in： Christian Starck(H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Grundgesetz， Bd. 2， 1976， S. 422。

对于与法规范相关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或生态的事实面向欠缺理解的法规范，当然无法提供适当的调控贡献。最后，植基于对19世纪末叶之行政理解的传统行政法一般制度（这是古典行政法总论的主要内容）是否已远离当下的行政现实，不足以有效地指称一般的行政状态，因此必须作彻底的检讨。行政法学常以计划裁量(Planungsermessen)一词来描述行政机关的这种计划形成自由。然而，应如何确定此核心意涵？有鉴于一般法律原则多来自近代自然法论的主张，历史性地追溯各该法律原则在自然法论中的意义，对其意涵核心的阐明，自应有所帮助[32]。

［28］Claus-Wilhelm Canaris， 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 1969， S. 48. ［29］Robert Alexy， Zum Begriff des Rechtsprinzips， in： Rechtstheorie Beiheft 1， 1979， S. 83 f. ［30］Paul Kirchhof， Rechtsquellen und Grundgesetz， in： M. Drath u.a.(h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Grundgesetz， 2. Band， 1976. S. 63-64. ［31］Detlef Christoph G？ldner， Verfassungsprinzip und Privatrechtsnorm in der verfassungskonformer Auslegung und Rechtsfortbildung， 1969， S. 87. ［32］Christian Starck， Die Bedeutung der Rechtsphilosophie für das positive Recht， in： Alexy/Dreier/Neumann(Hrsg.)，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heute， 1991， S. 386-387. ［33］D. Chr. G？ldner， a.a.O.(Fn.31)， S. 106 f. ［34］Franz Mayer/Ferdinand Kopp，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5. Aufl.，1985， §30 VI. ［35］就此，学者各有不同的强调重点。进入专题： 行政法学 释义学 。

此外，所谓的党团协商，因其并不记载协商的过程、折衷的理由，经常造成在探讨立法原意上的障碍。E. Benda， Der soziale Rechtsstaat， in： E. Benda/W. Maihofer/H.-J. Bogel (hg.)， Handbuch des Verfassungsrechts， 2. Aufl.， 1994， § 17 Rn. 49. ［36］V. G？tz， a.a.O.(Fn.35)， S. 422. ［37］Fr. Ossenbühl， a.a.O. (Fn. 35)， in： D？V 1972， S. 27。从同样必须关注法律文本的角度来看，行政法学的方法也必须遵循古典（在民法领域获得广泛开展之）法学方法的要求。法学的目标是规范性(Normativitat)，质言之，够过规范的具体化，在具体的法律工作中实现法律文本的要求。

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2061号判决则强调，行政法院对行政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时，自身亦应尊重宪法权力分立原则之要求[27]。于此，一方面经常牵涉多方面权益的冲突，另一方面法律经常只概括地规定计划的目标（目的纲领式的法规范结构），而授权计划确定机关，在权衡各方权益之下，选择达成目标的手段，并确定其施行的步骤。例如，假使立法者将行政决定权交给（依法不受上级长官指挥监督之）专家构成的委员会，则立法机关常有使该机关享有判断余地的意向。作为具体个案的法适用理论，行政法学必须由行政权的决定情境出发，然而，因行政权所适用之法规范类型、法适用机关之组织脉络与相关任务特质等的差异，行政权的决定情境有诸多面貌，并不存在统一的行政权之法律适用模型。

关于案件事实的确定，在行政法领域有其特殊的困难。ders.， Die staatliche Verwaltung als eigenst？ndige Gewalt und die Grenzen der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DVB1. 1986，S.328. ［22］W. Brohm， a.a.O.(Fn.21)， D？V 1982， S. 5-6。

对于新近的公私合作关系来说，应进一步留意的是：应如何确保，使公私部门共同促成公益的实现。只有链接到特定目标，经济性诫命才具有实质内容。

ders.， §1 Neue Verwaltungsrechtswissenschaft， in： Hoffmann-Riem/Schmidt-A？mann/Vo？kuhle(Hrsg.)，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and I 2006， Rn. 29-31， 39. E. Schmidt-A？mann认为，跨学门的研究并非常态，必须以本学门内之研究赤字为其正当化事由。相对于此，我国行政程序法第164条第1项却不顾个别行政法律可能存在的特别规定，径自于该条项规定，行政计划有关一定地区土地之特定利用或重大公共设施之设置，涉及多数不同利益之人及多数不同行政机关权限者，确定其计划之裁决，应经公开及听证程序。此外，为探究法律事实，行政法学者经常必须仰赖其他学门的事实描述，然而，在事实性的脉络里仍然充斥着各种相互竞争的不同意见。此外，审计实务上也因应不同任务领域、个案情境，形塑其优先选择的经济性审查标准（审查标准的具体化，Massstabkonkretisierung）。最后，在判断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条的构成要件时，亦即在涵摄的阶段，判断者必须作出各种不同种类的断定。就此，古典法学方法论也的确发展出一些标准：（1）第一种标准是法规范的字义，其或者意指，依普通语言用法构成之语词组合的意义，或者系依特殊语言用法组成之语句的意义，于此，尤指该当法律的特殊语法。

质言之，行政部门必须确认诸多不同行政领域的事实情境，有时甚至必须作出预测、评估其可能的发展。而法条的选择乃至必要的具体化，又必须考虑被判断的案件事实（K. Engisch将此过程描述为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的眼光往返流转）。

此外，为因应当代行政任务与周遭条件的变迁，行政部门实行了各种不同的响应手段。考虑到法学取向个案之规范具体化的实务取向，必须特别强调法学之稳定性(Stabilitat)要求[3]。

于此，个别的建构形式要安排进更大的脉络里，彼此相互协调，以便法规范能实际达成其安排秩序的任务。ders.， Schlüsselbegriffe der Verwaltungsrechtsreform-Eine kritische Bestandsaufnahme -， Verwaltungs-Archiv 92/2001， S. 194-195。

在从事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时首先应留意，该当法律原则有其独立固有的意义内涵，此即法律原则的意涵核心(Bedeutungskern)，该核心意涵并非经由有关机关的具体化过程所产生的，相反地，在具体化法律原则时，有关机关应尊重法律原则此固有的意义内涵[31]。然而，Wolfgang Hoffmann-Riem也明确指出，此种合作式的行为结构某种程度将危及原来行政程序法所追求的法的明确性[41]。［26］其相关内容：按信赖保护原则之适用，须以人民对行政机关之授益处分，具有信赖为必要，始生如何保护信赖之问题，而信赖之是否成立，除须具有有效表示国家意思之法外貌且足以引起人民信赖之国家行为（即信赖基础）之存在外，尚须人民因该信赖基础而生有信赖表现，始足当之。以合目的性解释及实体从旧法理暨相同事件应为相同处理之原则，原判决以现行农业政策观念解释行为时（83年）有关农地赠与未继续经营农业生产如何追缴应纳税赋之实体规定，显有违83年度当时之农业政策目的，并对相同事件未提起救济确已缴纳税捐之纳税义务人不公平，即违反相同事件应为相同处理之‘平等原则，亦违立法目的解释并忽略经济上农业政策意义。

具体而言，在行政机关违法地否准裁量性——授益性行政处分的情形，行政法院原则上只能废弃原处分，命行政机关另为适法的裁量，而不能径行代行政机关为授益处分。Christoph Mollers一般性地提及，牵涉领域的理念（Idee des Referenzgebiets）容许，根据不同行政法各论领域的代表性作不同的处理，并且藉由对个别领域的分析，研究与推进整体行政法的变更[52]。

于此，所谓的行政计划意指：为了在未来实现特定的公共目标，在与此有关之当事人的参与下，借着协调相关当事人的利益，依循一定的步骤而采取之各种有助于达成该目标的措施。在行政法领域经常被论及的还包括，不同位阶法规范竞合的问题： 在行政法的领域里，确认应适用之法规范的任务更加艰巨，因特定行政领域经常存在多数不同层级、相对自主的法规范。

除了一般性法学方法的基本要求外，行政法学的方法也必须考虑行政法的特殊情况。最后，在藉由结论推导出法律效果的阶段也会产生疑义。

这样的作法是可以理解的，因立法机关提供的实质标准既然空泛，法院也很难依此等空泛标准审查行政计划的内容。方法取向于有计划地进行、合理的程序与合逻辑的思考模式。藉由私部门化，国家由自负执行责任的角色撤离，为确保私部门执行公共事务仍能实现公益，国家必须维持适当的调控手段，例如监督私部门遵守相关规则，在有危害目标达成之虞时，甚至必须介入对于新近的公私合作关系来说，应进一步留意的是：应如何确保，使公私部门共同促成公益的实现。

质言之，为兼顾各种行政任务的遂行与人民权益的有效维护，立法者可以针对行政的不同面向采取灵活但有效的规范策略。我国行政程序法第五章行政计划希望取法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关于计划确定程序的制度安排，然而，这个德国法律制度的继受却因为行政院迟迟未依行政程序法第164条第2项的授权订定、发布行政计划之拟订、确定、修订及废弃之程序的法规命令而延滞不前。

若仅为单纯主观期待将来得受领给付，而未积极为上述财产支出等行为者，并无因信赖致发生损害之存在，即难认有信赖表现，不应有信赖保护原则之适用。［8］Karl Larenz，同上注［5］，第164-167页。

ders.， Die staatliche Verwaltung als eigenst？ndige Gewalt und die Grenzen der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DVB1. 1986，S.328. ［22］W. Brohm， a.a.O.(Fn.21)， D？V 1982， S. 5-6。此外，在考试的评分、公务员相关能力的判断，尤其考绩的决定上，亦承认作成决定之行政机关有判断余地。